原本她只是“试试看”，在父母的催促下，报考了一个招录人数较多的城管职位，但她压根没有想过自己能考过，更没有想过自己要去从事城管工作。“这与我的专业所学和职业规划根本不相符嘛。”李晓说。

然而当得知女儿考中的消息后，父母显然“不淡定”了。面对犹豫不决的女儿，他们开始了轮番教育：

“5000多人报考，只录取50人，录取比例还不足百分之一，千辛万苦考上了，怎么能放弃？”妈妈苦口婆心。

“这次招的是有‘编制’的，你知不知道一个‘编制’有多重要？你知道‘编制’意味着什么吗？”爸爸言之凿凿。

或许，现在的李晓还不能切实体会到编制的“含金量”，但她最终还是决定听父母的话，去城管大队报到了。因为她注意到在整个报名应聘的人群中，不乏来自复旦、上海交大、浙大等名校的硕士，甚至还有两名博士。“他们都来报考，这个职位这么抢手，应该有它的好处吧。”李晓说。

曾几何时，大批“编制内”人士扔掉“铁饭碗”，形成波澜壮阔的“下海潮”。大学生在毕业时也面临戴黑（治学）、黄（经商）、红（从政）帽的选择。然而今天的年轻人却“反其道而行之”，大批的毕业生视考入“编制内”为最有进取心的表现。

有统计显示，自2009年以来，每年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数超过100万，2013年更是达到了156万人，最热岗位的招录比竟然达到了令人咋舌的8436：1。除了公务员队伍，央企和事业单位也成了热门，大学生对户口、稳定、福利的追求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创新和创造的激情。而与此数据对应的，则是一项调查结果——中国公务员是“幸福感”最高的群体。

如此泛化对“编制”的向往，更多的恐怕是源于对编制“含金量”的向往。收入稳定、有社会地位、高福利、享受公费医疗、子女入学优先，甚至一些机构还能提供内部经济适用房。不必担心所在行业的景气与否，也不必理会外界经济环境的风云变幻。编制很多时候是与之捆绑的社会资源的代名词。编制与所附带的利益不脱钩，就必然有人愿意“死在编制内”。

也正因编制有如此的魔力，2012年哈尔滨环卫系统向社会公开招聘的457个环卫工勤岗位，就吸引了1万多名报名者。进入最终竞争的7000多人中，约3000人拥有本科学历，还有29名硕士生。“有编制，能落户”是最大的吸引力，一个参与竞争的研究生声称“死也要死在体制内”。

媒体把努力挤进体制内的年轻人称为“稳一代”，这绝不是国家之幸。面对越来越多的“城管硕士”“大学生淘粪工”“本科生清洁工”，我们仅仅是苛责他们“饥不择业”吗？是什么让他们非要进入“体制内”才感觉安全？

“我们又何尝只想求稳？年轻时谁不想拼搏一把？但是往哪儿拼？向哪儿搏？”一位多次参加事业编制考试的年轻人对“稳一代”的评价感到“愤愤不平”。正是当前社会房价、物价空前提高，编制内外的巨大待遇差距，让年轻人不得不选择进入编制内。
 

“编制热”还折射出我国的教育危机。毕业生的科学精神、竞争精神逐渐丧失，功利的价值观、贪图稳定安逸的生活取向，成为引导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驱动力。社会舆论中对“成功”片面宣传的长期作用、学校正向思想教育引导的弱化，都是追求编制的“稳一代”形成的原因。